孟京辉:我从来不玩民族的,我要玩世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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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时间:2018-11-16 14: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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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导读:从去年到今年,随着《恋爱的犀牛》、《两只狗的生活意见》演出场次相继“奔千”,《活着》被认为超越大师,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》、《我爱×××》、《臭虫》等先锋戏剧旗帜性剧目相继复排。那个前些年因商业因素袭扰而坠入庸常甚至有了失重感的孟京辉,那个被大家调侃“脑子里进臭虫了”的孟京辉,又回来了。

  复排《思凡》?我一点愿望都没有

  北青报:你思想最活跃时期的作品今年集中复排,是到了停下来回看来路的阶段了吗?

  孟京辉:中国的戏剧现状大都是狗熊掰棒子,演完就扔。现在我想让大家跟我一起停下来想一想,我其实也没得出答案。至于复排剧目选择的标准首先是我有愿望去做,复排的过程好像看到了自己当时排戏的初衷,当时是有劲儿,而现在是智力游戏大于身体的快乐。其实排旧戏是试金石,必须特别诚恳。比如《爱情蚂蚁》,复排起来其实很简单,找大明星唱几首歌,观众肯定喜欢,但不能这么随意,要找到值得说话的戏,原来更多的是对时代政治的批判,现在则是要探讨自己内心的执迷不悟与犹豫不决。比如《琥珀》我就特别想重新做。

  北青报:孟氏戏剧第一个真正面对观众的作品是《思凡》,至今还常常被各种戏剧论坛提及,为什么唯独这出戏没有复排?

  孟京辉:复排《思凡》,我一点愿望都没有。那个戏构想太年轻,太简单了,就是一个关于思想解放、身体解放、物质解放的故事, 这些在现代社会根本不用说,没有意义,对我来讲更没有刺激。当时选择那个题材就是觉得好玩,有冲动,也混不吝。但是明年我会尝试汤显祖的《临川四梦》,这出戏简直就是莎士比亚,而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刚好生活在同时期,我有时甚至怀疑他们就是同一个人,只是翻译不同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臆想,《发条橙子》的作者伯吉斯写的一篇文章给我印象很深,他说莎士比亚有一次因为写不出东西来特郁闷地在小胡同走,突然推开一扇门掉进了未来,那个世界没人认识他,他正跟人喝酒,突然有人拿出一本莎士比亚全集,他看完之后又回到原来,后来的事就是莎士比亚把自己抄了一遍。

  必须热爱生活热爱自然 热爱女人

  北青报:开始做戏是因为面对物欲横流、慌慌张张的世界有话要说,今天您已经成为一个艺术领域的既得利益者,做戏的态度有改变吗?如何维持自己的创造力?

  孟京辉:排戏的态度有时与一个艺术家所处的状况不一样,一个艺术家可以生活很安逸,但做出来的东西可能非常愤怒,一个艺术家生活在底层,但有可能做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我承认万博平台,万博注册地址,在线博彩我是既得利益者,我的既得利益是资源:社会资源、关注力资源以及演员和创作资源,我希望我能利用这些资源说自己的话。维持创造力一定要读书而不是杂志,有些以前没读过的,比如我现在就在读博尔赫斯,在大学时读过他的短篇小说,现在看看他的随笔也很有触动。还有就是你必须热爱,热爱生活、热爱自然、热爱女人,这点要是没了,你的躁动和不平衡就没了。人总得有不平衡才能往前走,就像人的左脚和右脚,就是在不平衡中前进的。

  北青报:虽然眼下小剧场戏剧市场不错,但真正的先锋戏剧寥寥,多年来孟氏戏剧追随者众多,为什么还没有一个青年导演能够接过这杆大旗?

  孟京辉:一个导演的作品是由很多东西决定的,比如他的教育背景、知识背景(读什么书)、成长环境,一路走来的朋友圈,最重要的还是个性,有的人特讨厌,但作品不讨厌,而有的人是在演生活。我原来以为会有新的一代戏剧人出现,但现在看来好像还没到时候。现在的年轻导演中,我比较看好李建军和王翀,他们非常旗帜鲜明,现在看来可能有些急功近利,但“不怕”是最重要的。

  “斯坦尼”是我的正根儿

  北青报:让演员开场前与观众互动,与女观众主动搭讪,《臭虫》的训练和表演方式似乎很“斯坦尼”,你不是一直讨厌所谓的体验派吗?

  孟京辉:我到了俄罗斯才发现,“斯坦尼”是我的正根儿。莫斯科艺术剧院上世纪80年代曾经分成一个契诃夫剧院、一个高尔基剧院。契诃夫剧院至今人满为患,票都买不着,但高尔基剧院就不行,可见不改革就是死。另外现在这帮年轻演员虽然比当年杨婷、李乃文他们High,比他们有劲儿,但没有他们主动。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以再主动点,他们一主动我就招架不住了,一招架不住我就开始变化,一变化就开始想招儿,就有新东西了。

  现在工作室的演员大概分为4个组,《犀牛》组特文艺,《枪、谎言、玫瑰》这组风格多变,还正准备推出一组独角戏系列,就是刚演完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的黄湘丽等人,以万博平台,万博注册地址,在线博彩及“二丁一笑”组合,这组中两个姓丁,一个名字里有“笑”字,都是90后,一上来满口英文。

  我从来不玩民族的,我要玩世界的

  北青报:作为一个地道的北京人,为什么对京味儿戏剧没偏好?

  孟京辉:京味儿与四川话、云南话其实是一个概念,有点窄,有点小,听着挺有意思,但美学上没什么突破。明年我要去澳大利亚排一个《四川好人》,我坚决不弄火锅之类的所谓中国元素,那么弄外国人肯定觉得有意思,但你千万别把中国元素太当回事,要站在一个国际视觉美学的角度,我从来不玩民族的,我要玩世界的。我发现看戏过程中观众需要几个满足:普通观众是情节和故事的满足,第二个层面是情感的穿透,第三个才是美学的满足。《活着》之所以大家喜欢是情感和美学满足粘在一起了,情节都不重要了,拨去情节,在情感上和美学上就把观众笼罩住了。我对语言和文字很敏感,对纯身体的那种戏剧我只是愿意尝试,我更愿意做有文学底蕴托着的形式感,而我自己则像云一样、雾一样地飘着。 文/本报记者 郭佳